百科：古代科舉名額是如何分配的？

科舉制度發(fā)軔于隋朝。隋文帝楊堅統(tǒng)一天下后，廢黜了魏晉以來由世家大族薦舉選士的“九品中正制”，改以考試銓選官吏。至清末，開科取士成為定例，是朝廷招賢攬才的主要方式，歷時長達千余年。“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舉制度為中下階層民眾向上流動提供了階梯，促進了中國的大一統(tǒng)。緣于中國疆域遼闊，各地文化與教育水平千差萬別，科舉名額分配制度由來已久，延宕不息。
　　隋唐時期的科舉名額分配

　　隋唐兩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為后世奠定了許多典章制度，樹立了治國典范。以唐代為例。唐代的科舉考試主要分為兩級，一是州試，又名解試;一是省試，規(guī)定凡州試合格之后，方能參加中央一級的省試。科舉考試的科目也名目繁多，但最受重視的還是明經(jīng)（“明經(jīng)”是選舉官員的科目，始于漢武帝時期，至宋神宗時期廢除，被推舉者須明習經(jīng)學，故以“明經(jīng)”為名）、進士（“進士”最早始見于《禮記·王制》，隋煬帝大業(yè)年間始置進士科目;唐代設此科，凡應試者謂之舉進士，中試者皆稱進士;宋以后，貢生需經(jīng)殿試后，及第者賜以“進士”出身）兩科。在有唐一代的宰相中，多半是進士出身。進士科最難考，一百人中不過取一兩名，倘若中舉，便可“鯉魚躍龍門”，登科為士。當時，社會上廣泛流傳著一句俗語，“三十老明經(jīng)，五十少進士”。據(jù)《文獻通考》記載，有唐一代289年間，共錄取進士6427名;實際的數(shù)量遠不止于此，應在萬名左右。

　　囿于各州人口數(shù)量與賦稅征收標準不同，為了便于管理，初唐將州分為“輔、雄、望、緊、上、中、下”七等，后歸并為“上州、中州、下州”三等;其中，上州109個，中州29個，下州189個;唐中后期，州的數(shù)量略有變化。按照建置州的級別高下，政府對每州貢生的解額數(shù)量進行了周詳?shù)囊?guī)定，“凡貢人，上州歲貢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若有茂才異等，亦不抑以常數(shù)”。除進士科解額外，對明經(jīng)科的解額也予以限制，如規(guī)定國子監(jiān)明經(jīng)解額人數(shù)不應超過300人，畿輔州解額人數(shù)不應超過50人。
　　唐代參加科舉的考生，主要有三類：一是各地學館的學生，又名“生徒”，每年經(jīng)學館考核通過后，便可直接送尚書省參加省試;二是社會考生，他們或就讀于私塾，或自學成才，每逢科舉考試，便可向所在州縣報考，名為“鄉(xiāng)貢”，考中后，再前往尚書省參加省試;三是皇帝特別下詔征集某類名士所舉行的科舉考試，名為“制科”。除制科為臨時舉行的考試外，其他兩科均為常科，即在固定時間內舉行。無論是常科還是制科，唐代均按照人數(shù)多寡選拔貢生名額，即上州歲貢3人，中州歲貢2人，下州歲貢1人。在會試的錄取中，并無固定的名額分配。

　　雖然只要符合條件，不同地域的人均可參加科考，但在實際的拔擢中，還是存在地域傾向的。以宰相為例，有唐一代共有宰相369人，主要分布全國9個道（道，相當于省一級的行政單位）。在史書有傳的143人中，隸屬北方的宰相多達121人，隸屬南方的宰相僅有22人。其中，隸屬畿輔之地的關內道，所出宰相最多，高達44人;其次是出自河北道的宰相，共計31人，兩者占總數(shù)的近一半以上;在隸屬南方的宰相中，最多的江南道僅有10人，尚不足總數(shù)的7%。
　　事實上，唐代的宰相多出自北方的黃河中下游地區(qū)，尤以畿輔周遭的關內道、河北道、河南道為主。倘若具體到州而言，則以京兆府、相州、鄭州、洛州等地偏多，以至于唐代文豪柳宗元也坦言“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之所以產(chǎn)生這樣的局面，主要在于兩個原因：一是唐代的上層統(tǒng)治階級大多出自關隴一帶，關中地區(qū)是其統(tǒng)治根基所在，為了更好的拱衛(wèi)中央，朝廷在拔擢人才方面，偏向于招攬關中名士;二是“安史之亂”以前，北方的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遠高于南方，南北文化與教育水平的差異導致南北錄取名額數(shù)量的不同。

　　兩宋時期的科舉名額分配
　　北宋以降，科舉成為朝廷重要的人才選拔方式。布衣者入仕，肇始于北宋。為了杜絕徇私舞弊，更加公平地選拔真正的人才，朝廷在科舉方面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譬如禁止考生與主考官私相授受、考卷需彌錄滕封等。

　　北宋的科舉考試主要分三級，即發(fā)解試、省試和殿試。無論參加考試的人數(shù)，還是錄取的名額，均遠甚于唐代。因此，解額的多寡，成為各地錄取比例的關鍵所在。北宋初年，朝廷對發(fā)解試尚無固定解額，一切以考生成績優(yōu)劣論定，即“合格者即得解送”。隨著人口的增加，各地解送的貢生越來越多，以致貢院人滿為患。為此，朝廷開始制定章程，控制解額數(shù)量。至道三年（997），宋太祖命翰林院擬定發(fā)解條制，規(guī)定“每進士一百人，只解二十人。《九經(jīng)》以下諸科共及一百人，只解二十人赴闕”;大中祥符三年（1009），宋真宗更是將比例解額制改為固定解額制。為了彰顯皇恩，對于常年遭受遼軍襲擾的邊疆地區(qū)，宋廷格外優(yōu)待，不僅增加錄取解額數(shù)量，甚至還有“免解恩例”。宋代的發(fā)解試主要有國子監(jiān)試、開封府試、州郡試和別頭試。國子監(jiān)試，是主要面向國子監(jiān)貢生所舉行的考試，宋真宗時，朝廷允準長期寓居汴京的士人參加國子監(jiān)試;開封府試，原包含在各州郡試中，后脫離出來，單獨成為一類考試，主要面向京畿之地的考生;州郡試，顧名思義是各州府貢院所舉行的考試;別頭試，專為與主考官或本地官宦有親屬關系的考生所舉行的單獨考試，就連客卿都必須回避，另派考官，別設考場應試。
　　在錄取名額方面，朝廷已注意到各地經(jīng)濟發(fā)展與教育水平的差異，對人口較少、教育水平較低的北方地區(qū)給予一定程度的照顧，以致引發(fā)南北地區(qū)錄取名額的不公。治平三年（1066），參知政事歐陽修上疏朝廷，認為東南各州郡每逢大考，考生多達兩三千人，所獲發(fā)解名額僅二三十人;與此同時，西北各州郡每逢大考，考生僅百余人，所獲發(fā)解名額亦有十人，甚為不公。即便如此，在最后的殿試中，南方考生往往成績優(yōu)異，以致最后被錄取的北方考生僅一二人而已。

　　北方考生為此亦深鳴不平。以山西人司馬光為代表的北方官員，提出“分路取人”（路，相當于省一級行政單位）。此意一出，旋即招致以江西人歐陽修為首的南方官員的強烈反彈，認為應當憑才取士。倘若“分路取士”，勢必使有才能者屈落。為此，雙方爭執(zhí)激烈。迫于無奈，宋英宗毅然決定仿行舊例，不做更改。事實上，南方科考也非常激烈，取勝者尤少。究其緣由，除南方考生成績突出外，還有一個潛在要因，就是在解送的考生名額中，國子監(jiān)和開封府的發(fā)解名額占據(jù)總量的近三分之一。不少財貲雄厚的南方考生，為了規(guī)避原籍地的激烈競爭，長期寓居汴京，以致輕而易舉地擊敗其他地域考生。
　　“靖康之變”后，宋室偏安江南一隅，但有關發(fā)解名額的紛爭依舊存息。朝廷為了照顧南遷的北方世家大族，遂另立戶籍，創(chuàng)立了流寓試，且解額從優(yōu)。紹興二十六年（1156），宋高宗下詔取消流寓試，規(guī)定僑居的北方士子與南方人一同參加考試。緣于僑居士人日益增加，國子監(jiān)上疏稱，流寓士子倘若總與當?shù)厝嘶煸嚕L此以往“后生晚輩但見生長于是，慷慨仗義誰與共之”。因此，朝廷額外開例，對有僑籍考生的州郡，按比例增加解額，且專撥錄取名額，照顧僑籍考生。
　　元明時期的科舉名額分配
　　元朝在建立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停辦科舉，以致社會上流傳“九儒十丐”之說。在王鶚、陳祐、王惲等漢儒的竭力倡議下，朝廷于延祐元年（1313）逐步恢復科舉考試。有元一代，科舉時廢時興，錄取人數(shù)極少，并帶有強烈的民族歧視政策。元代共開科16榜，錄取進士僅1139人，平均每榜錄取71人，且分左、右榜錄取。右榜供蒙古人、色目人應考，左榜供漢人、南人應考。右榜需考二科，錄取人數(shù)較多;左榜需考三科，錄取人數(shù)偏少。在官吏的拔擢方面，朝廷多委令蒙古人或色目人高居顯位，漢人或南人則處于從屬或較低的職位。
　　明朝建立以后，明太祖朱元璋為了招攬?zhí)煜滦鄄疟M入其甕，很快就恢復了科舉考試。明初，國家百廢待興，亟須人才。朝廷于洪武三年（1370）下令各行省開科取士，選拔“經(jīng)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者，尤其對各直、省的解額數(shù)量有大致的規(guī)定。但鑒于人才匱乏，又規(guī)定各地應“不拘額數(shù)，從實充貢”，并在會試錄取上力求“禮闈取士，不分南北”，以優(yōu)論才。囿于南方經(jīng)濟文化水平遠勝于北方，以致“南士往往數(shù)倍于北”，并最終釀成“南北榜案”（又名“春夏榜案”）。
　　洪武三十年（1397）二月，朝廷在應天府（今江蘇南京）舉行科考。當時，指派翰林學士劉三吾和王府紀善白信蹈擔任丁丑科主考。發(fā)榜后，錄取了宋琮等51人，大多為南方人。緣于發(fā)榜時為春季，故名“春榜”。在三月后的殿試中，又拔擢福建籍士子陳安為狀元，且所錄進士科中無一北方人，故稱“南榜”。此結果一出，引發(fā)了北方士子的強烈不滿。6天后，落第的北方士子聚眾前往禮部鳴冤告狀，首告劉三吾、白信蹈等考官偏袒南方人;更有數(shù)十名考生沿路喊冤，甚至阻攔官轎，意圖告御狀。一時間，應天府街頭巷尾到處是流言蜚語。有人謠傳主考官收受考生賄賂，有人誣蔑考官與北人結怨……消息傳出后，朝野上下頗為震驚，先后有十余名監(jiān)察御史上疏直呈，要求徹查此案。朱元璋生平最恨官員腐敗，遂委令侍讀張信、侍講戴彝以及新錄進士陳安、尹昌隆、劉諤等12人，從落第卷宗中每人再各閱10卷，以增錄北方籍考生。經(jīng)過數(shù)日復閱，所呈北方士子的案卷皆屬平庸之作，且有犯忌之語。倘以事實而論，所取考生皆憑才學，并無不妥。此結論一出，再次引發(fā)各界嘩然。落榜的北方考生無法接受這一調查結果，朝中北方籍官員們亦是憤懣不已，重新核查的呼聲日益高漲，甚至有不少官員上疏控告張信、劉三吾、白信蹈等人暗中合謀，故意將平庸之卷進呈，以蒙蔽視聽。
　　朱元璋聞訊后，突然下詔，斥責主考官劉三吾和副主考白信蹈實為“藍玉黨余孽”。不少人借機抓住劉三吾曾上疏為胡惟庸鳴冤之事，構陷其為“反賊”，結果涉案官員俱受嚴懲。朱元璋念及劉三吾年過八旬，遂免其一死，遣戍西北;張信等因被誣告曾得到劉三吾授意，落得個凌遲處死的悲慘下場;其余諸人或戴罪充軍，或發(fā)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此二人的免罪理由，竟是他們在復核試卷時，在開列的中榜名單中舉薦有北方士子。六月，朱元璋親自策問，錄取了任伯安等61人，全系北方人。殿試中，又欽點黃觀、韓克忠、王恕等人為三甲，是為“夏榜”。因所錄之人全系北方人，故名“北榜”。
　　“南北榜案”的發(fā)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初朝野各界要求在南北政治上尋求平衡的訴求。事實上，北方長期處于戰(zhàn)亂之中，經(jīng)濟文化水平遠遜于南方，北方士子的水平亦遠遜于南方。緣于盤踞北方的北元勢力尚存，為了籠絡北方的知識分子，穩(wěn)固邊疆統(tǒng)治，朱元璋從政治角度考量，決定抑制南方權貴勢力。“南北榜案”的發(fā)生，引發(fā)了科考錄取名額地域分配的問題。為了兼顧南北利益訴求，宣德二年（1427），經(jīng)內閣大學士楊士奇建議，“會試取士分南北卷，北四南六，既而以百乘除，各退五，為中數(shù)”，并建議在試卷糊名時，標注“南、北”二字，明代分卷制度由此形成。正統(tǒng)年間，朝廷力推南北中分卷制度，后一度廢置。景泰四年（1453），工科給事中徐廷章上疏，直指科舉謬濫弊端。為此，他建議“今者科舉，山西、陜西皆取百名，其數(shù)浮于額三倍，為悖典制”，建議恢復南北中分卷取士之舊例，具體方案是“南卷，應天及蘇、松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北卷，順天、山東、山西、河南、陜西;中卷，四川、廣西、云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也”，這一建議最終贏得各方共識，并延用至明末。在所取數(shù)量方面，基本按照“南取六，北取三，中取一，以為常”。嘉靖年間，禮部更是嚴格規(guī)定，“至于會試，則分為南、北、中卷，取之各有定數(shù)，所司不得增損”。清代的科舉名額分配
　　入關以前，后金就仿行明朝舊例，于天聰三年（1629）開科取士。天聰八年（1634），令禮部考取通滿洲、蒙古、漢書文義者為舉人，取中16人，俱賜為舉人，宴于禮部。順治初年，原本八旗以騎射為本，故不參與科舉。
　　順治八年（1651），吏部建議八旗子弟多英才，應遵成例開科，于鄉(xiāng)會試選拔優(yōu)秀者擔當官吏。自此，八旗開科取士由此肇興。囿于八旗入學者常有定額，額外者不得習，各衙門用人悉數(shù)于此。況且，八旗應試者較少，且惟恐荒廢武功，清廷于順治十四年（1657）遂詔令停考。康熙八年（1669），御史徐浩武上疏應恢復八旗科考，無論滿蒙皆試漢文，與漢人一體應試同榜。康熙二十六年（1687），朝廷規(guī)定八旗子弟需先試馬步箭，方能準予考試。嘉慶年間，朝廷要求各省駐防八旗應就近于本省考試漢文，且另編旗字號。道光二十四年（1844），朝廷停止八旗文試，只準翻譯試。咸豐十一年（1861），準許八旗文試，與翻譯一體錄用，其貢生可在本省鄉(xiāng)試，亦可赴京應考。翻譯科本是朝廷專門針對滿蒙貢生舉行的考試，“滿洲蒙古通漢文者，翻漢字文一篇;未能漢文者，作清字文一篇;漢軍文章篇數(shù)，如漢人例”。考試難度比進士科低，其考試制度、規(guī)程等皆仿行文闈之例。除了翻譯科外，旗人亦可參加進士科，且有特殊的照顧政策。譬如在錄取名額方面，以同治七年（1881）為例，從八旗及宗室中錄取的進士就多達15人。起初，八旗所錄學額不及小省一半，此后逐年遞增，至清中期竟與中上等省份相差無幾。
　　針對漢人的科考，基本延續(xù)明制，主要分南北中卷。順治十二年（1655），將中卷歸入南、北卷，此后中卷屢分屢并。康熙五十一年（1712），考慮到各省取中人數(shù)多寡不均，邊遠省份或致紕漏，因此廢棄南北卷制度，代之以分省錄取，即按照各省應試人數(shù)多寡，欽定錄取名額。縱觀有清一代，分省定額漸為常例，且越分越細。譬如，將江南地區(qū)劃分為上、下江分別錄取，下江江蘇取十分之六，上江安徽取十分之四。
　　清初時，鑒于達官子弟與平民子弟一體應試，達官子弟中考者頗多，妨礙平民子弟中舉。為此，朝廷決定分官、民卷，還規(guī)定官卷不得占用民卷名額。但這一做法，旋即被分省錄取制度所取代。值得一提的是，清廷對殿試格外重視，認為必須憑才論取、擇優(yōu)選錄，因此所取三甲以及進士及第者，并不考慮各省具體情況。清末，隨著新式學堂的產(chǎn)生，科舉制度行將就木。光緒三十一年（1905），清廷舉行了最后一場科舉考試，并下詔于來年廢黜科舉。至此，科舉考試成為歷史。
　　【責任編輯】王 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