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科：那些拒絕諾貝爾獎的人

獲得諾貝爾獎一般會被視為一個人一生所擁有的最大或巨大的榮譽，獲獎者大多會欣然接受并感到萬分榮耀、興奮、激動、喜悅。獲獎者通常會有心理學家所描述的成功者的巔峰體驗，這種巔峰體驗不僅是在獲得巨大成功與成就時的自豪與驕傲，而且還圓滿地解釋了一個人之所以能走向輝煌的動力。
　　不過，盡管諾貝爾獎是一種莫大的榮譽，但也有人并不把它太當回事。盡管這樣的人極為罕見，但他們對待諾貝爾獎的態(tài)度猶如打開了生活的另一扇窗戶，讓人們感受到有一些人是如何生活、如何理解成功、如何對待榮譽以及他們的生存環(huán)境是多么嚴酷。他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態(tài)度在“諾貝爾獎情結”廣為流行的今天有一種實在的獨特意義。
　　是否真的拒絕諾貝爾獎？
　　2004年的諾貝爾獎剛一宣布，就傳來令人驚訝的消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地利女作家艾爾芙蕾德·耶利內克在該獎項宣布的第二天就發(fā)表聲明說，她不會去斯德哥爾摩接受該項大獎。原因何在呢？
　　瑞典皇家科學院頒獎委員會宣布把2004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耶利內克的理由是：利用其創(chuàng)作的小說和戲劇中具有非常鮮明語言表現(xiàn)力的音樂節(jié)律，描述社會現(xiàn)實中的荒謬及向其臣服的力量。但是，耶利內克在瑞典皇家科學院頒獎委員會公布消息后的第二天，就在維也納召開記者發(fā)布會，正式宣布：“我不會去斯德
　　哥爾摩接受該項大獎?！?br /> 　　耶利內克公開表示拒領諾貝爾文學獎讓人猜疑很多，但還是可以從她的發(fā)言中找出許多理由。第一個理由是她自己的身體健康原因。其次，她認為自己沒有資格獲得這一大獎。她說，在得知獲得這一如此崇高的獎項后，她感覺到的“不是高興，而是絕望”。耶利內克表示：“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本人能獲得諾貝爾獎，或許，這一獎項是應頒發(fā)給另外一位奧地利作家，彼杰爾·漢德克的?！弊詈笏赋?，她并不認為自己的諾貝爾獎是“奧地利的花環(huán)”，她與現(xiàn)在的奧地利政府完全保持著距離。
　　盡管這些“夫子自道”沒有透露更多的細節(jié)和詳盡的理由，但也可以看出耶利內克與以前一位曾拒絕諾貝爾獎的人——薩特拒絕諾貝爾獎有相似的理由。2004年12月10日在諾貝爾獎的頒獎儀式上，盡管瑞典國王卡爾十六世·古斯塔夫以及瑞典政要和各界名人當天下午聚集在斯德哥爾摩市音樂廳，但正如耶利內克在10月份所表明的態(tài)度一樣，這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沒有出現(xiàn)在頒獎人群中。
　　自諾貝爾文學獎頒發(fā)以來到2004年為止，已經有89位男作家獲獎，得獎的女作家只有10位。耶利內克是自1966年內利·扎克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第一位憑借德語寫作而獲獎的女作家。
　　發(fā)自內心拒絕諾貝爾獎的人
　　法國作家、哲學家讓·保爾·薩特被視為唯一一位自覺自愿和發(fā)自內心拒絕諾貝爾獎的人，因為他需要維護自己的獨立人格與自由精神。也可以說，薩特是世界上為數(shù)不多的，用再多的金錢和再大的榮譽都無法收買的人。
　　1964年，當薩特得知他被諾貝爾獎評委提名并有可能獲得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時，他當即致信評委會說，他將拒絕這個獎項，盡管這個獎勵是一個莫大的榮譽。但是，諾貝爾獎評委會并沒有因薩特的拒絕而放棄他們所認為應當獲獎的人，結果還是把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鄭重地授予了薩特，理由是：為了他那富于觀念、自由精神與對真理之探求的著作，這些著作業(yè)已對我們的時代產生了長遠的影響。
　　不過，薩特的拒絕并不是玩虛的。知道頒獎消息后，他馬上就起草了一個稱為“作家應該拒絕被轉變成機構”的聲明，于1964年10月22日由薩特在瑞典的出版商委派一位代表在斯德哥爾摩代為宣讀。此后法新社全文轉播，法國各大報紙也競相登載，其中《世界報》于10月24日全文刊載了薩特拒絕諾貝爾獎的聲明。
　　聲明說：“我很遺憾這是一件頗招非議的事情：獎金被決定授予我，而我卻拒絕了?！彼_特為什么要拒絕諾貝爾獎？簡單地說，理由有兩條，個人的理由與客觀的理由。他說：“我拒絕該獎的理由并不涉及瑞典科學院，也不涉及諾貝爾獎本身。”對此，薩特進行了較詳細的闡述：
　　“個人方面的理由如下：我的拒絕并非是一個倉促的行動，我一向謝絕來自官方的榮譽。這種態(tài)度來自我對作家的工作所抱的看法。一個對政治、社會、文學表明其態(tài)度的作家，他只有運用他的手段，即寫下來的文字來行動。他所能夠獲得的一切榮譽都會使其讀者產生一種壓力，我認為這種壓力是不可取的。我是署名讓·保爾·薩特還是讓·保爾·薩特──諾貝爾獎獲得者，這決不是一回事。接受這類榮譽的作家，他會把授予他榮譽稱號的團體或機構也牽涉進去：我對委內瑞拉游擊隊抱同情態(tài)度，這件事只關系到我，而如果諾貝爾獎得主讓·保爾·薩特支持委內瑞拉的抵抗運動，那么他就會把作為機構的所有諾貝爾獎得主牽聯(lián)進去。這種態(tài)度完全是我個人的，絲毫沒有指責以前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意思。我對其中一些獲獎者非常尊敬和贊賞，我以認識他們而感到榮幸。
　　我的客觀理由是這樣的： 當前文化戰(zhàn)線上唯一可能的斗爭是為東西方兩種文化的共存而進行的斗爭。我并不是說，雙方應該相互擁抱，我清楚地知道，兩種文化之間的對抗必然以沖突的形式存在，但這種沖突應該在人與人、文化與文化之間進行，而無須機構的參與。我個人深切地感受到兩種文化的矛盾：我
　　本人身上就存在著這些矛盾。所以我不能接受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的高級文化機構授予的任何榮譽，哪怕是我完全理解這些機構的存在。
　　盡管我所有同情都傾向于社會主義這方面，不過我仍然無法接受譬如說列寧獎，如果有人想授予我該獎的話，現(xiàn)在當然不是這種情況。我很清楚，諾貝爾獎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團的一項文學獎，但它事實上卻成了這樣的文學獎，有些事情恐怕并不是瑞典文學院的成員所能決定的。所以作家應該拒絕被轉變成機構，哪怕是以接受諾貝爾獎這樣令人尊敬的榮譽為其形式。”由于薩特拒絕諾貝爾獎，瑞典科學院常任秘書安德斯·奧斯特林代表學院發(fā)表了一個聲明：這位榮譽得主已經表示，他不希望接受諾貝爾獎。但他的拒絕并未稍稍改變本獎必須贈予的有效性。不過，在這種狀況下，本學院只能宣布頒獎儀式無法舉行。
　　顯而易見，薩特的個人理由和客觀理由告訴人們，他拒絕諾貝爾獎是為了保持自己一個自由知識分子獨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的客觀存在。他是一個獨立的、自由的，不必依附任何人的個體，所以拒絕任何來自官方或民間組織的獎勵。而且他的拒絕也是公開的，理由是直率的。
　　唯其如此，世界上才多了一份獨特的對待諾貝爾獎的態(tài)度、觀念和行為。
　　被迫拒絕諾貝爾獎的人
　　拒絕諾貝爾獎的人并非只有薩特、耶利內克，但在為數(shù)不多的拒絕者中，大多數(shù)人是迫于自己所生存的環(huán)境、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觀點，并非是心甘情愿的，而是受到強迫。比如，蘇聯(lián)的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越南的黎德壽，德國的庫恩、布迪南特、多馬克等。后三者是受德國納粹的威脅，曾被迫放棄諾貝爾獎，但到戰(zhàn)爭結束后撤回了放棄，補領了諾貝爾獎。
　　在這些獲獎者中，命運最為跌宕起伏和凄涼悲慘的要屬蘇聯(lián)的帕斯捷爾納克，他是被迫拒絕諾貝爾獎的典型代表。由于寫作并在意大利率先出版了《日瓦戈醫(yī)生》（在國內無法發(fā)表），1958年10月23日瑞典文學院宣布將該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帕斯捷爾納克。獲此消息，帕斯捷爾納克感到萬分高興和榮耀，并馬上致電瑞典文學院，深感“無比激動和感激，深感光榮、惶恐和羞愧……”
　　盡管瑞典文學院為了淡化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而沒有在獲獎理由中提及《日瓦戈醫(yī)生》，只是說為了表彰帕斯捷爾納克在“當代抒情詩創(chuàng)作和繼承發(fā)揚俄羅斯偉大敘事文學傳統(tǒng)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但帕斯捷爾納克很快遭遇來自各個方面的壓力，因為人們自然明白“敘事文學傳統(tǒng)”即是指他的長篇小說《日瓦戈醫(yī)生》。當時蘇聯(lián)的《真理報》的文章指出：“反動的資產階級用諾貝爾獎金獎賞的不是詩人帕斯捷爾納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而是社會主義革命的誣蔑者和蘇聯(lián)人民的誹謗者帕斯捷爾納克?！?br /> 　　帕斯捷爾納克起初并沒有完全退縮，他認為自己是應當獲得這一項榮譽的。他在致蘇聯(lián)作協(xié)主席團的信中說：“任何力量也無法使我拒絕人家給予我——一個生活在俄羅斯的當代作家，即蘇聯(lián)作家——的榮譽。你們可以槍斃我，將我流放……幾年后你們將不得不為我平反昭雪?！?br /> 　　但是，由于遭受巨大壓力，最終帕斯捷爾納克不得不屈服，1958年10月29日他到郵局給瑞典文學院發(fā)了一封電報，表示婉拒諾貝爾獎。他在電報中說：“鑒于我所從屬的社會對這種榮譽的用意所作的解釋，我必須拒絕這份已決定授予我的不應得的獎金。請勿怪！”緊接著在 11月4日，蘇聯(lián)政府授權塔斯社發(fā)表聲明，如果帕斯捷爾納克出席頒獎大會并不再回國，蘇聯(lián)政府對他決不挽留。
　　為保留自己的國籍，在塔斯社發(fā)表聲明的第二天，帕斯捷爾納克發(fā)表了致《真理報》編輯部的公開信，說他對自己的祖國有難以割舍的血緣之情，他生在俄羅斯，長在俄羅斯，愛著俄羅斯，要他離開祖國到別的地方去是不可思議的。他不得不按照官方的意見做出深刻檢
　　查：“《新世界》編輯部曾警告過我，說這部小說可能被讀者理解為旨在反對十月革命和蘇聯(lián)制度的基礎?，F(xiàn)在我很后侮，當時竟沒有認清這一點……我仿佛斷言，一切革命從一開始在歷史上就注定是非法的，十月革命也是這種非法的事件之一，它給俄羅斯帶來災難，使俄羅斯的精英和知識分子遭到毀滅?！?br /> 　　《日瓦戈醫(yī)生》是不是反蘇和誹謗蘇聯(lián)人民，也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是，如果客觀地看待，該書所反映的現(xiàn)實并沒有超過一些同是蘇聯(lián)作家所反映的當時的社會生活的話，就可以很好地理解該書的意義和價值。比如，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把一個對抗紅軍的叛亂分子葛里高利當作英雄人物來寫，竟然獲得了官方的認可;而且同樣是蕭洛霍夫的反映現(xiàn)實不太美好的一面的作品《一個人的遭遇》，也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卻也同樣得到了當時官方的認可。
　　所以，盡管法國存在主義文學家加繆評價說，《日瓦戈醫(yī)生》這一偉大的著作是一本充滿了愛的著作，它并不反蘇，而是具有一種普遍性的意義，以及英國幾十名作家聯(lián)名解釋《日瓦戈醫(yī)生》是一個動人的個人經歷的見證，而不是一本政治文件，但帕斯捷爾納克還是被迫放棄了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并于兩年后身心交瘁而去世。
　　與薩特拒絕諾貝爾獎相比，帕斯捷爾納克被迫辭謝諾貝爾獎可以看作是一個自由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面對生存環(huán)境所不得不付出的沉重代價。
　　此外，20世紀60年代早期美國與越南交戰(zhàn)，此后北越領導人黎德壽曾多次與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秘密會談，在1973年1月27日的巴黎和平會議上商討了南北越停火事宜。1973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發(fā)給黎德壽及美國國務卿基辛格。但黎德壽拒絕接受和平獎，原因是，黎德壽表示越南還沒有實現(xiàn)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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